关于“卷入现实”的说法，既不新也不旧，所以谈不上趋时。如今已跨入了新的世纪——在这新概念、新花样、新的哗众取宠层出不穷的时刻，文学被搅得一片迷茫而几乎失却了主心骨：文学到底是干什么的？文学的存在究竟拥有怎样的理由？还有，怎样才能使文学充满活力？它的生命源头在哪里？
如何才能使中国的文学充满活力？只有一条路，那就是“卷入现实”。作为唯一的选择，全世界有良知的作家都曾走过这条路，现在还在走着，而且依然沉浸在人类生存的痛苦之中。我们都知道著名的美国小说家索尔·贝娄，他是竭力主张“卷入现实”的。就是这位颇具现代主义倾向的作家，在诺贝尔文学奖的“受奖演说”中，猛烈抨击了罗伯－格里耶们的所谓“叙述革命”，也不满意“艺术已经退居边缘”的说法，尤其是在众目睽睽之下，他毫不客气地批判了“纯文学”观点，批判了不承担责任的“宁静的形式”，批判了那种使灵魂不再痛苦地“卷入现实”的文学倾向。我觉得，中国应该产生索尔·贝娄式的作家，要有那么一种精神，一种十分明确文学彼岸在哪里的、而且谁也别想干扰或阻挡的自觉性——是不是中国的土壤太贫瘠了，所以难能长成大树？我还想起一位小说家，那就是德国的海因里希·伯尔。他是战后复兴德国文学的代表性作家，是“废墟文学”的创造者。他也是主张“卷入现实”的。
实际上，“卷入现实”在中国仍然是个新课题：它还需要一个过程；凡没有实现的东西，也就谈不上“过时”。而如今，该去做的不去做，往往放弃了诸如“文学是干什么的”之类的思考，自以为是（或不着边际）地去追逐一些与绝大多数中国人毫无关系的“新”或“后”。甚至还有个别学院派的专家，朝着天空疾呼当下中国缺乏“关怀人类”的“大师”，独独没有感受到的，便是底层民众的处境——其实谁也不会否认，中国人也是人类的一部分。在我看来，真正的中国作家是不会相信“纯文学”或所谓“宁静的形式”的，也不可能做到使自己的灵魂不再“卷入现实”——与其空喊“关怀人类”，还不如从关注现实与瞩目当下中国人的生存处境开始：在那里，有着无尽的新鲜提供，感觉，体验，激情，“人的过程”，追溯历史的思考，直到文学存在的理由……若非如此，中国文学的活力绝不会从天上掉下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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